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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耿丹心昭日月 齐鲁抗战铸辉煌--纪念罗荣桓同志诞辰110周年

作者: 来源: 日期:2012-11-28

 

□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今年11月26日,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罗荣桓同志诞辰110周年。罗荣桓同志1939年至1945年在山东工作近7年,曾先后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代师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等职。其中1943年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罗荣桓肩负起了统一领导山东抗战的重任。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斗争中,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积极发展抗日武装,创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领导建立了全国唯一以一省区为主体的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使之成为党和人民军队南下北上的重要战略基地,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他为山东革命事业建立的卓越功勋,追思和学习他对党和人民事业坚定执着的崇高精神,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建设经济文化强省。
    一、坚持敌后斗争,发展抗日武装,为夺取军事斗争www.ag8.com亚游集团|HOME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十万大军不战而逃,侵略者铁蹄所至,山河玉碎,生灵涂炭。情势危急之际,中共山东省委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举义旗,发动了遍及全省的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统一指挥的八路军山东纵队。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进攻,以主要兵力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磨擦,斗争形势十分严峻。相对于强大的敌人,山东抗日武装显得非常薄弱,急需一支骨干力量。为扭转山东的抗战局面,贯彻党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派八路军主力第115师挺进山东。
  1938年12月中下旬,陈光、罗荣桓率八路军第115师师部和第686团千里东进,于1939年3月初到达鲁西,首战樊坝,旗开得胜,继而出击宁阳、东平、肥城之敌,迅速打开了鲁西的抗战局面;5月,于陆房一带成功突围,歼敌1300余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模范战例;8月,巧战梁山,歼敌400多人,创造了八路军部队在敌我兵力相当而装备低劣的条件下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例。115师入鲁,沉重打击了日伪军,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战信心,同时大大增强了山东的抗日武装力量。1938年底,山东基干部队共约2.45万人,另有地方武装1万余人,到1940年底,第115师、山东纵队和地方武装扩大到13万余人。
  从1941年开始,日军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军事上进行残酷的“扫荡”、“蚕食”和封锁。仅1941年至1942年,日军向山东抗日根据地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70多次,万人以上的“扫荡”9次。在日军打击和诱降下,国民党军队大部投敌,处于日、伪、顽夹击下的山东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在严峻的形势下,罗荣桓屡被委以重任。194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194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8月,又接替朱瑞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担起了山东统一领导的重任。面对严峻的敌情,他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领导山东军民取得了鲁西、冀鲁边、鲁东南和沂蒙山区等一系列反“扫荡”的胜利,打破了敌人妄图消灭山东抗日力量,摧毁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坚持了阵地,战胜了困难。 
  从1943年秋冬开始,山东抗战形势明显好转。罗荣桓适时提出攻势作战任务,自1944年春至1945年夏,指挥发起数次攻势作战,歼敌12万人,解放沂水、利津、乐陵、临邑、南皮、文登等县城18座,将解放区面积由1944年初占山东津浦路以东地区的35%扩大到80%以上,使胶济路以南3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胶济路以北的两个战略区也扩大了联系。八路军山东部队发展到21.7万余人,并且装备大大改善。山东军民连续几次攻势作战的胜利得到上级的赞扬。1944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和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指出:“半年来,(我军)胜利最大且最突出者是山东……”1944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这几个月我们的作战,特别是山东有很大发展。”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由于接受蒋介石的无理命令,拒绝向山东八路军投降。罗荣桓立即指挥五路大军,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与全国人民一起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控制了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陇海铁路,包围了山东所有的战略要点,收复了山东的大部县城和广大农村。山东五个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仅余青岛、济南、徐州、连云港几个“孤岛”。人民武装力量也得到迅猛发展,山东解放区部队发展到27万人,民兵发展到50万人,自卫团发展到150万人。
  在八年抗战中,中共山东地方组织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共对敌作战7.8万余次,歼灭日伪军53万余人;牵制日军最多时达4.5万人,伪军20多万,减轻了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压力。抗战结束后,罗荣桓率7万余官兵挺进东北。这些在抗日战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的革命武装,成为解放东北乃至全国的中坚力量。留在山东的部队与新四军并肩作战,为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山东抗日战争的主要领导人,罗荣桓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坚持独立自主,团结进步力量,为巩固和壮大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受“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右倾错误的影响,山东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对独立自主原则领会不深,对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退让过多,幻想以退让求团结,错过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有利时机。
  罗荣桓率115师入鲁后,高度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强调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持党的独立性。他坚决贯彻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极力主张将山东境内的“抗协”、“抗敌自卫军”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抗协”,即由山东文教界一部分进步人士组成的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抗敌自卫军”隶属于“抗协”。后来,这个组织和武装由于基层成分复杂、组织混乱,出现了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内与共产党分庭抗礼、争权争位、争人争枪的错误倾向。罗荣桓多次提出,应掌握对其的领导权。1942年,在刘少奇的支持和帮助下,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
  罗荣桓正确执行毛泽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采取不同政策对待山东的进步力量、中间派别和顽固派,使我党我军逐渐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他亲自做团结鲁南地方实力派万春圃、孔昭同的工作,促使他们毅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投入抗战的洪流。他积极团结有一定声望的爱国人士,使他们在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占区贸易、瓦解敌伪军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他注意争取党外民主人士到抗日民主政权中工作,对范明枢、李澄之等在抗日民主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民主人士十分尊重,营造了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的融洽氛围。他反对只注意上层统战而忽视发动群众的右的倾向,抽调大批干部,帮助组织自卫团、农会和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组织和区、乡政权,使人民群众抗战热情空前高涨。
  为团结争取中间势力东北军,罗荣桓经常派干部或依靠在东北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向其高级将领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并与他们互通敌情,策应其与日军作战,在其与顽军作战中多方面给予支持等,使东北军大部能与我军友好相处或保持中立立场。在罗荣桓等人的努力下,东北军内发生明显变化,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展开了尖锐的斗争。1940年9月,东北军第57军军长缪徴流与日军订立反共投降密约,该军爱国将领第111师师长常恩多与第333旅旅长万毅率部成功发动“九·二二”锄奸运动,控制了57军军部(缪徴流逃脱)。1941年8月3日,常恩多于生命垂危之际,率部摆脱国民党的统治,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
  对于顽固派,罗荣桓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开展了坚决的斗争。1939年12月底,顽固势力费县县长李长胜,制造了屠杀八路军的“官里庄惨案”。罗荣桓根据形势,充分发动群众,挤走了李长胜。针对顽固派的军事进攻,罗荣桓等率部进行了有力回击,如在湖西反击周侗、冯子固等部的封锁,在鲁南沉重打击张本枝部及地主土顽王洪九、李以锦等部的骚扰,在冀鲁边区打退刘景良等部的进攻,在滨海区发起三次甲子山反顽战役。这些反顽斗争的胜利,促进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决定派其嫡系李仙洲入鲁,接替于学忠,以确保其在山东的稳固地位和对共产党的绝对优势。李部对于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呼吁毫不理会,而是遵照“先奸匪(指共产党、八路军)而后敌伪”的反动方针,疯狂进攻冀鲁豫边区和山东两大抗日根据地。针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罗荣桓决定采取“东放西堵”的战略方针,礼送于学忠部出鲁,坚拒李仙洲部入鲁,终于争取使于部不等李部到达便撤出山东。经与伪顽势力的激烈争夺,收复了于部占领的沂蒙和诸、日、莒山区,新开辟解放区2000平方公里。李仙洲见入鲁无望,也于八九月间率部撤回皖北。罗荣桓果断把握历史先机,成功阻李入鲁反共,体现出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1943年9月3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刘少奇的名义致电新四军领导人陈毅等,指出:“于学忠退出山东后,我山东工作大开展,鲁中南主要山地均为我控制。这对华中及山东今后斗争极关重要。”
  在发展和巩固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罗荣桓将统一战线政策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灵活运用,改变了山东三角斗争的形势,使我军占领了山东战略制高点,大大提高了我党对敌斗争的地位。在其领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独自撑起抗战大局,真正成为山东抗战的中流砥柱。
    三、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各项建设,为创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初期,由于韩复榘的溃逃和日军把主要兵力用于正面战场,山东出现了一个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时机,但由于受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山东党组织没有抓住这一机会。罗荣桓入鲁后,着力改变这一局面,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抗日根据地。在其领导下,115师各部先后开辟了冀鲁边、湖西、泰西等抗日根据地。转战鲁南后,罗荣桓又提出建设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峄县、郯城、费县、临沂四县和临郯费峄边联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并成立了鲁南抗日救国会、参议会、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至1940年底,鲁南八路军先后打通了与华中、鲁中、湖西、鲁东南的联系,根据地和游击区面积达1.1万平方公里。鲁南根据地的发展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有力推动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1940年8月,山东抗日根据地选举成立了全省统一的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到1940年底,全省已建立2个主任公署、10个专员公署、79个县政府,辖地达3.6万平方公里,有人口1200余万。
  1941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困难局面。根据地面积由3.6万平方公里缩小到2.5万平方公里,人口由1200余万下降到750余万,大部分被分割成小块的分散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与敌、伪、顽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这一方面是由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残酷的“扫荡”、“蚕食”和封锁,但也暴露出根据地建设中,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没有树立起基本群众优势的问题。刘少奇来山东后明确指出了这一点。1942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着力扭转这一局面,做出了许多努力。1943年,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后,罗荣桓领导抗日军民深入开展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大生产、拥政爱民等各项建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山东抗日斗争局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大力开展精兵简政。1942春至1943年春,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罗荣桓参与领导开展了三次精兵简政,共精简3万余人,精简后的脱产人员占根据地总人口的2.4%,低于中央规定的3%。精兵简政的有效落实,改变了机关庞大臃肿的状况,从财力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规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1942年深入开展减租减息增资运动的基础上,1943年10月,配合中央检查减租减息运动,罗荣桓领导掀起了又一次减租减息运动高潮,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据当时不完全统计,1944年山东解放区共召开了约1.9万次斗争大会,斗争了顽固抗拒减租、有民愤的恶霸地主约1.3万人,追回地主非法掠夺农民的大批粮食、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和现款,共值3亿元(北海币)。进行了减租减息的村庄,占山东解放区内2.34万个村庄的63%。在斗争中,罗荣桓要求将减租减息与改造乡村政权相结合,通过选举建立或改造了各县参议会,彻底改造了村政权,群众在政治上实现了当家作主,抗日积极性大大提高。
  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在罗荣桓等的领导下,1943年10月,山东抗日根据地掀起了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收藏的大生产运动热潮,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军队、机关人员一齐动手,从事生产劳动,取得了巨大成效。据不完全统计,自1944年1月到1945年8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共开荒和扩大耕地70余万亩。1945年根据地粮食增产6亿多斤,棉花种植面积发展到151.3万余亩,棉花产量达32.8万余担,为抗战胜利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深入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在罗荣桓领导下,八路军各部队认真贯彻党的宗旨,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自觉维护群众利益,每年都组织开展反掠夺斗争,保护群众夏收秋收,还充分利用战斗间隙,帮助群众兴修水利、耕种收割。敌人“扫荡”时,则冲到前面,用鲜血和生命保护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失。据统计,仅1944年3月至1945年3月,八路军就解救群众1.9万人。
  山东抗日根据地各项爱民政策和部队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到抗战胜利时,全省有组织的群众达404万人,占总人口的26.5%。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涌现出“一门忠烈”、“沂蒙红嫂”、“五虎村”、“抗日楷模村”等先进群体和感人事迹。罗荣桓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短期内即取得的显着成绩,赢得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任和肯定。1944年12月,毛泽东在答复山东抗日根据地执行十大政策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多年以后,毛泽东仍称赞说,“换上罗荣桓一个人,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
  在罗荣桓的坚强领导和抗日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山东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到抗战胜利之时,其辖区包括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北的山东省和河北省、江苏省各一部分,面积达到12.5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2400万;成立了党领导下的唯一的省政府,辖5个行政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850多个区政府,成为我党独立领导的最大根据地之一。山东强大巩固的解放区的形成,直接提高了我党在国共谈判中的地位,也为解放战争时期党和军队的北上南下提供了一个重要战略基地。
    四、坚持游击战争,创新军事理论,为丰富和发展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战术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领导山东军民进行抗日斗争、开创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罗荣桓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探索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战术。
  1940年9月,在115师召开的桃峪会议上,罗荣桓提出了“插、争、挤、打、统、反”的六字方针。插,就是插入日伪军之间、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空隙地带,隐蔽地由边缘深入腹地;争,就是广泛发动群众,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日甚至不抗日反而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势力;打,就是打击日军和汉奸武装;统,就是同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驻在鲁南的东北军疏通团结,共同对敌;反,就是反“扫荡”、反磨擦。这六个字,既是过去两年115师入鲁以后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成为此后巩固扩大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的方针。
  1942年以前,山东在军事指导思想上存在不够统一的问题,尤其是百团大战胜利以后,山东党政军一些领导人错误地认为,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在山东已不重要,主张建立正规化的主力兵团,打运动战。罗荣桓从山东的实际出发,认为我军对日伪军还处劣势,对国民党军也不占优势,不应把注意力放在建设正规化兵团、打运动战上,应坚持分散性和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罗荣桓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940年10月18日,毛泽东起草并签发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义的电报,指出:“一一五师有极大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
  为扭转抗日斗争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1942年下半年,罗荣桓深入总结敌后游击战的经验,认真研究游击战的理论,连续发表了《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等几篇重要文章,明确提出了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他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边沿游击区的斗争。指出,抗日根据地建设在敌人点线之间,不大量发展游击区,就没有建设根据地的可能;不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也就不会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方针是深入隐蔽,生根于群众之中。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克服困难,提高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信任程度。必须加强群众性的分散游击战,配合党和群众工作的隐蔽斗争。要把武装工作队作为执行隐蔽斗争任务的有效组织形式。要展开政治攻势,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瓦解日伪军,隐蔽地积蓄力量。
  关于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罗荣桓认为,在敌后,由于根据地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按照内战时打运动战的方法,难于突破敌人的包围,因此在指挥反“扫荡”斗争中,他不断思考并探索创新。1941年冬,日军以5万兵力“扫荡”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等领导机关合围于沂水县留田一带。罗荣桓审时度势,出敌不意地率部向日军占领区方向转移,跳出了敌人重围。在总结这些斗争经验的基础上,1942年,罗荣桓提出了“敌人打到我这边来,我就打到敌人那边去”的“翻边战术”,即把我军主力部队部署在与敌接近的边沿地带,当敌人进行“扫荡”或“蚕食”时,选择敌包围圈之薄弱处,跳出根据地,“翻”到敌人后方进行袭扰,打乱敌之部署,粉碎敌之进攻。此后,罗荣桓又成功运用这一战术,组织了海陵战役和郯城战役,粉碎了日伪军1942年冬季的大“扫荡”。之后,山东各根据地普遍采用“翻边战术”,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毛泽东说:“‘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
  在军队建设方面,罗荣桓特别重视政治工作,坚持用马列主义武装部队,及时建立健全党的政治工作制度,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还在115师普遍开展了建立模范党军运动,确保了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他彻底实行主力地方化,建立了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的武装体制和相互配合的作战方法,成为山东克敌制胜的法宝。他坚持用先进的文化武装和建设部队,在各部队普遍开办了文化夜校和识字班。抗大一分校在山东6年,共举办6期学员班,培训党政军干部约2万人。他重视教育宣传工作,不仅115师和山东军区创办有《战士报》、《战士月刊》、《山东画报》,各二级军区甚至基层部队都办有内部报刊,《大众日报》在抗战期间没有间断。他注重发挥文艺团体的作用,战士剧社、姊妹剧团、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后改称鲁艺宣传大队)等各种文艺团体,用文学和艺术的形式,创造了“抗战中的艺术堡垒”。
  罗荣桓关于山东对敌斗争方针、战略战术及建军思想的论述,是对毛泽东军事方针的贯彻和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和建军思想。他关于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游击战这一正确方针的实施,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人民群众运用“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联防战、破袭战、阻击战、车轮战、神经战、推磨战、蜂窝战、围困战等多种作战方式,对敌进行扰乱、围困、伏击、袭击,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敌后游击战争的威力,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他关于军队建设理论的提出和贯彻,使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为赢得抗战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
    五、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的错误,为确保党的建设正确方向做出了重大贡献
  实事求是是罗荣桓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学得的马列主义的精髓。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勇于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损失,确保了山东抗日斗争的正确方向。
  1939年8月至10月,湖西地区组织部长王须仁和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队政委王凤鸣在湖西地区掀起了一场“肃托”风暴,300多名干部被杀害,五六百名干部遭逮捕、刑讯,造成了乱捕、乱杀的严重恐怖局面。罗荣桓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赶赴湖西,果断制止了这一恶性事件,释放了被关押的干部群众,恢复了他们的工作,改组了湖西地委,对王须仁、王凤鸣进行了严肃处理。这些措施,从根本上扭转了“肃托”造成的险恶局面,挽救了湖西的危局。湖西事件后,罗荣桓经常以此为鉴教育干部严格掌握党的锄奸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始后,由于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因而未能深入展开。1943年4月3日,中央作出决定,要求全党在整风的同时,对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肃清内奸分子。7月,康生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更是夸大敌情,说党内军内“特务如麻”,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使审干走偏方向,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错误。罗荣桓全面主持山东党、政、军工作后,汲取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教训,不盲目追赶整风进程,不机械照搬“延安经验”,而是从实际出发,对整风运动给予了正确的引导。
  对于山东干部的政治状况,罗荣桓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估计。他认为,处在敌、伪、顽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环境中,敌人已为我们审查好了干部。坏分子只是个别的,不是大批的,更不是“如麻”。因此,他坚决反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搞“抢救”运动。当康生《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发行到山东时,罗荣桓命令“不要向下分发”。在审干中,也采取稳妥的办法,对坦白审查出来的特务,一个没杀,临时捕押与限制自由的不到10人。山东的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中央在《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中指出:“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经验。”
  1944年7月,罗荣桓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机关作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出高度评价,并指出其精髓是实事求是。这篇文章是中共高级干部中专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较早文献之一,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给予整风运动以有力的思想指导。
  对于中央关于整风审干要“通过民主检查暴露特务”的要求,山东一直未予实行。1944年9月,中央派往山东的一名负责同志传达了延安整风审干的经验。在其推动下,山东分局连续发出关于整风审干的指示和补充指示,提倡用放任态度,采取暴露方针,鼓励搞大民主,达到审干目的。罗荣桓对此持慎重态度,决定在一些领导力量较强的单位进行试验,试验的结果出现了极端民主化和扩大敌情的倾向。1944年12月,罗荣桓以个人名义向山东各地区发出《关于审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如果没有经过好好的整风,打下必要的基础,审干必然变为少数领导者的事情,或形成一种突击的倾向,实很容易走入轻易发动坦白,变相的严重逼供信。”对审干进行了正确的引导。1945年3月,罗荣桓主持山东分局对民主检查运动进行了检讨,从原则上否定了暴露的方针,果断停止了这种错误做法。
  罗荣桓不机械照搬“延安经验”,灵活开展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显示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和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卓越能力,保证了山东整风运动的健康开展,极大提高了广大党员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团结。后来,山东被作为“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经验”的整风典型通报全党。
  罗荣桓以其高超的政治艺术,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尚的品格和顽强的毅力,领导山东军民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坚持游击战争,发展武装力量;坚持独立自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勤政为民,加强根据地建设;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创新军事理论;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的错误,加强党的建设,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罗荣桓同志虽然离开我们49年了,但他带领山东抗日军民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将永远铭刻在山东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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